從財經記者到副總編輯，鄭丁賢走過了22年的新聞歲月。他寫過許多好評論，是很多人的偶像，但寫了十多二十年，直到“中年危機”的降臨，他才一口氣推出了《舉重》和《若輕》兩本書。姍姍來遲的兩本書，除了是送給讀者的禮物，也是給自己的紀念。趁著這個時候，我們也許應該來瞭解一下鄭丁賢了，說到底，我們還真對他評論以外的印象感到陌生。

《星洲日報》讀者不會對鄭丁賢陌生。他寫的評論，鏗鏘有力之餘，又帶著趣味，有時候又讓人驚愕其言論之大膽，看得大家都為他感到擔心。鄭的評論不是“大塊”文章，既沉重又沉悶。相反的，很多嚴肅的課題，他懂得如何以諷刺手法調侃一番，戲虐口吻中沒有失掉凜然態度，而那些表現出黑色幽默的文章，背後其實體現了一個社會、乃至一個國家的悲哀和失衡。

他的評論也很創新，有的時候，他不灌輸你任何觀點，卻列了一大堆的選擇題給讀者，像考試般要人作答。讀者先看了問題，再看ABCD的答案，之後往往忍俊不禁，可嘴角的笑容，其實包涵了不忿和無奈，還有無法言欲的復雜情緒。至於答案是甚麼，大家都很清楚，那肯定是100分的考卷。這樣沒有評論的評論，其實已經達到其目的了。

這個在報界打滾了22年的新聞人，從一名新入行的小記者，到主筆，再到今天的副總編輯，他寫了無數的文章和評論。大家雖然常常看他的文章，但真要問起鄭是個怎樣的人，那恐怕是一個很陌生的印象，而且他從來沒有在媒體面前談論過自己，他所接受過的採訪都只是回應對某個課題的看法而已。

我們其實都不熟悉鄭丁賢。

“讀者可能想像不到我是一個很隨和的人，我的個性是通過文章而擴大出來的。生活上我隨遇而安，但寫文章的時候，我要求很高，不容易妥協。”

正等著鄭繼續說更多關於自己的東西，但不知不覺中，他就會沿著新聞、評論、分析的模式，說著延伸出來的話題。要挖掘鄭的內在，似乎只有通過他的工作和書寫來窺探了。

新聞工作讓我更貼近社會

新聞工作成就了鄭，甚至成了他生活裡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他說：“我從小就覺得新聞工作是很有意思的，在我的感覺裡，那是一份可以讓我跟社會更貼近的工作。”

鄭在台灣留學的時候修的是新聞系，回國後加入報館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選擇。他在這個行業裡如魚得水，那不只是他的工作，也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和一種態度。

“做新聞讓我的自我得以延伸，而且外界的回應，不論是認同還是批評，都更加証明我存在的價值。”

他高興自己寫的東西牽動了人的感受，這當中可能有共鳴的知音，也有不認同的聲音，但他強調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有反對的聲音也是好的，這個社會是動態的，你寫的東西如果能讓人產生一些想法、思維獲得衝擊，那就是很有趣和美妙的事情。”

基於此，如何寫好一篇評論，成了鄭最關心的事，他還一一說出了幾個“不”字訣的書寫標准。

“沒有觀點的我不寫。陳腔爛調我不寫。太多人寫的東西我不寫。單調的敘述方式我不寫。”

一篇文章是否擁有個性是鄭最看重的一環。於是我們看到了鄭如何在言論空間被監視的環境底下交出一篇又一篇讓人振奮的文章，他豪橫談論我們認為敏感不易碰觸的課題，直指問題的核心，仿佛不理會那躲藏在暗處的秘密眼睛正監視著一切。讀者自己內心的白色恐怖比作者更甚，難道鄭完全掌握走鋼索的技巧？

“我比別人多了一個優勢。我當記者的時候跑了很多政治新聞，各個政黨都跟進過，所以對整個形勢的了解也比較方便。也因為如此，我對很多敏感的課題，觸覺也比較靈敏。”

“如果有值得我寫的題材，我不會逃避它。在面對問題的同時，我知道有很多敏感的禁忌，那就得通過婉轉的方式、或特殊的包裝來把很有意義的東西表達出來。”

面對言論箍制和威脅，多少評論者在戰戰競競中試探空間的大小和容納度，試圖突破局限。鄭在這個環境浸淫久了，對尺度的拿捏，也有了一些心得。

“這個環境有時候好一點，有時候變得惡劣。在好的時候，要儘量多做，把尺度往前推多一點。很多人在做的時候，形勢就會改變。而且寫多了，有關當局也不再覺得相關題材敏感。”

這種前進三步後退兩步的做法，如果能憑著更多的思維被激發，言論空間還是可以慢慢拓寬的，那也正是鄭所希望看到的。

“把事情攤開來，對讀者和社會的進步，以及對觀念的傳達、真相的報道，都有正面的影響。”

中年危機提醒出書

寫了那麼多年，鄭終於出書了。他的書，以《舉重》和《若輕》兩本同時出版。“舉重若輕”，那是一種處事心態，也是交集了人生智慧的心境。

在後記中，鄭如此描述出書的目的。

“人到中年，開始想要留下一些東西，證明自己曾經存在。尤其是午夜聽到自己的心臟似乎不勝負荷的‘匹啵……匹啵……’跳動，更加深了這種危機感。留下文字，或許是對中年危機的回應。”

語氣間帶自嘲的意味，拿中年危機來開自己的玩笑。他真的害怕自己變老嗎？

“我沒有擔心自己變老，反而覺得自己越來越成熟。”

說起出書，他還是認真的回應了。

“每天所發生的事件，在新聞界這個環境待久以後，就變得過眼雲煙一般，我很少往後面看的。所以，雖然我寫了很多文章，但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想過要整理那些文章。後來決定出書，一是受到讀者和長輩的推動，二是覺得自己年紀大了，也應該沉澱下來，看看自己過去做了甚麼，有哪些成績。”

媒體人都習慣向前看，日子也過得比別人快，匆匆歲月，一回頭，多少大事件就在吵嚷中引退到被遺忘的角落。鄭的文章在這麼多的衝擊事件中，也體現了他人生態度的轉變，他說以前人家覺得他很冒進，現在他則覺得自己圓融多了，智慧也增長。出書，也許是梳理自己的最好方法。

“到了這個年齡，就會做很多以前不做的事。以前都看未來，現在則要看以前。我會想起很多人生的歷程，中年危機其實是一個提醒，讓我站在目前這個人生路口，思考如何整理。”

電影與時事

雖然多數人都會把鄭定位成一位時事評論者，但鄭卻反對這個狹義的定位。他說他關注的不只是經濟，他更感興趣的是整個文化層面。我們不難發現，鄭的文章常常透露了他對電影的興趣，借由電影來反映社會問題的手法時有出現在其文章內。

針對這一點，他說：“我倒也不是對電影情有獨鐘，它是一種載體，我們可以把某種觀念通過電影傳達出來，反映社會。”

我們的社會，每天上演電影般的人生，很多時候，我們把問題的發生歸咎於社會本身，或控訴經濟不好、社會不平等、政治偏差等。在鄭看來，這些都是表面上每個人都知道的現實，但潛藏在問題裡面的，還有更深一層的東西，還有很多人性是我們忽略和沒去挖掘的。

他說起了一些電影。

首先是亞瑟米勒的劇作《推銷員之死》，這個劇本後來也被拍成電影。之前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兩三起男人因失業和生活不如意而殺死自己的兒女、最後自己也自殺的新聞。鄭當時就想到了《推銷員之死》。

“《推》反映了一個男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遭受很大的壓力，也受到很高的期望，那是多麼沉重的負擔。在資本主義時代，很多男人其實面對很大的折磨，人們對他的物質期望、親情期望、責任承擔，讓他面對了一個冷酷的世界。”

“還有《美國心玫瑰情》（American Beauty）。人們以為中產階級都有美好的家庭和人生，但電影反映給我們看到的是，中產階級有更多的空洞，造成失落和心理偏差。”

鄭後來還說了《末路狂花》。

他自大學期間，就發現電影帶來的衝擊，是另一種表現社會的媒介。

“我覺得書和電影在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很多時候它可能藏在記憶裡某個部位，我已經忘記了，等剛好碰到了某個事件或想起一個觀點，它又跑出來了。這些都是很有價值和啟發性的。”

希望去念書

鄭說了好多，但始終沒有離開過他新聞背景的框框。在接近訪問尾聲的時候，忍不住問他：“有沒有想過，如果你不做媒體人，你會做甚麼工作？或者選擇怎樣的生活？”

他沒有轉變語氣，緩緩的說：“如果我離開這個行業，我想我很難再適應其他的行業。”

鄭覺得自己很自由，現實環境的壓制其實無法控制他的思想，書寫也讓他感到快樂和充滿樂趣，那些滿足感是其他行業很難提供的。不過他還是想了想不做媒體人的問題。

“我如果離開的話，可能會再去念書。”

“我很佩服查良庸（金庸），他七八十歲了，還選擇去劍橋念書。念書不一定只是在課室裡聽課和做筆記，其實最重要是可以處在一個環境裡去體會和感受，同時去學習，去交流，這種境界是很讓人羨慕的。”

結束話題之後，忽然發現忘記問他，如果真有機會讓他再去念書，他會修甚麼科系呢？不會再一頭栽進他最熱愛的新聞裡頭吧？但那也很難說，因為他一早就說過，新聞工作是他的生活的一部份，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種態度。